百曉考的是三套真題中的第二套，這套卷子中的作文題是“whether to major in humanities or science”。看到作文題，百曉的第一反應是“大學是否應該學科學和人類學專業。”因為對“whether”和“humanities”的不了解，她把“whether”翻譯為“是否”，把“humanities”翻譯為“人類學”。
這是百曉第三次考六級了。“幾乎每次都會趕上四六級考試改革。”她無奈地說。對六級，她可謂是“屢敗屢戰，屢戰屢敗”。但是已經研究生二年級的她認為六級證是找工作的“最低要求”之一，已經快沒有幾次考試機會的她這次認線個月，做了幾十套題，結果聽力考試還是“什么都沒聽懂”。
據了解，為進一步提高聽力測試的效度，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自2016年6月考試起對四六級考試的聽力試題進行局部調整。調整的相關內容包括取消短對話、取消短文聽寫，聽力篇章調整為兩篇（原3篇），新增講座/講線篇），其他測試內容不變。
6月17日四六級考試當天，新浪網發起的2017年四六級考試難度調查中顯示，參與四級考試難度調查的1777人中，74.2%認為四級考試“考試難度增加，考完后生無可戀”；參與六級考試難度調查的3034名網友中，67.6%認為六級考試難度增加。
對此，中國科學院大學外語系教師張旭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我在四六級考試監考過程中看到了試卷，感覺翻譯題的確有些難度，但聽力的難度一般，可能學生對于長篇文章的聽力練習較少，因此感到難度增加。”
隨著英語測試種類的越來越多，不少大學生對于四六級考試“中國式”的考題表示不認可，同時，不少用人單位對于四六級考試分數只做一個基本要求，需要較高英語水平的崗位都要求學生有雅思、托福成績。一時間，人們對于四六級考試能否客觀檢測出學生英語水平的質疑聲越來越大。
王洋去年于北京市某985高校畢業后就職于一家北京的事業單位。他表示，自己找工作時投了不少簡歷，雖然簡歷上會寫清四六級考試成績，但大部分企業和單位在招聘簡章中對此卻并無要求。他見過“最苛刻”的要求是六級500分以上。
“有些單位在網申的時候需要填寫四六級考試成績，也許他們會用這個篩選簡歷，不過之后我參加了不少單位的面試，沒有任何面試官會問我四六級考試的問題。有些崗位是國際交流性質的，單位會直接出英語題測試，或者看有沒有雅思托福成績。”王洋說。
“四六級一直在改進考試方式，并且收費低，作為一個全國性的英語考核標準，它的性價比是很高的。在國內，四六級考試仍然是主要公司單位承認的、受到普遍認可的一種水平測試。但如果有人想去國外或者外企工作，當然可以選擇托福、雅思等考試方式。”謝小慶說。
這項自1987年逐漸在全國高校推廣開來的英語考試，如今迎來了它的第30個年頭。近年來，伴隨著四六級考試是否“有用”的爭論不斷，但不少高校“不過四六級不給畢業證”的做法讓其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仍然“難以撼動”。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只是一種教學測試，即測試學生在完成大學英語4個學期后是否達到大綱的提出的要求。大綱的要求是按照4個學期的課時數（280課時）和當時新生的入學水平（1800單詞量）計算出來的，而不是根據社會用人單位需求設計出來的。”蔡基剛說。
“作為社會化考試有幾個條件。首先，其內容和難度的設計必須基于用人單位的需求分析，為特定社會需求服務；其次，社會化考試完全是個人行為，學生考試成績只能報給考生本人；另外，社會化考試的運轉應當與教學脫鉤的。因此，看上去四六級考試在向社會化考試轉型，但都是表面現象。”蔡基剛說。
2017年年初，教育部副部長林蕙青曾表示，首個覆蓋我國各教育階段英語測評、教學、學習的能力標準——中國英語能力等級量表已完成主體研制，預計2017年年底公布。同時，國家英語能力等級考試計劃在2020年前逐步推出。
蔡基剛表示，回顧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發展的30年，這一測試的出現對于社會和高校重視大學英語，推動大學生的英語水平提高起到了歷史性的貢獻。但是它給我國外語教學帶來的弊病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帶來的“應試教學”和 “高分低能”結果困擾了一代大學英語教學的定位和發展，影響了一代大學生用英語開展專業學習能力的發展。
蔡基剛解釋：“現實情況是我國地區差異太大，各地各校新生入學水平無法比較。如現在的上海高校新生的詞匯水平可能達到4000了，但有些地區最多只有2000詞匯量，怎么能夠要求他們在兩年后都達到統一的水平呢？這就導致四級考試一次通過率始終在30%左右徘徊，也引發了普遍性的應試教學。”
此外，蔡基剛表示，英語教學水平的考試是否需要全國統一的測試是值得思考的。“我們真的需要這么多‘菜刀’嗎？現在英語能力考試在國家層面已經有高考，四六級考試，英語專業四、八級考試，全國研究生統一考試，人事職稱考試等7種，如加上其他測試方式，大約有十幾種。每種考試都是一種利益，最終受傷的還是學生。”
